崇祯让洪承畴戴罪立功，他为什么会惨败呢？
崇祯十二年正月，思宗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显然具有戴罪立功性质，其目的在于激励洪承畴这个帅才，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一、崇祯的谋划
在思宗看来，洪承畴的任命，不单单为了应付眼前清军骚扰近畿地区的困境，更着眼于今后的大局，在他的天平上，攘外是重于安内的，这从清军撤退后他不同意把洪承畴所辖秦军精锐返回陕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形势的发展似乎又不容不如此。清军的几次南下都是从长城沿线突破，还没有从锦州、宁远(今兴城)越山海关进入关内的先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因为锦州至宁远一线有明朝重兵把守，难以逾越。
皇太极当然想早日突破锦州、宁远防线，深知此意的明朝降将时任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上疏，提议直捣燕京必须先攻下锦州、宁远，如欲不发兵而先得宁锦，不如我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对方耕种自废，难以图存，势必从锦州撤守，退回宁远，进而从宁远撤守，退回山海关。皇太极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兵到义州卫(广宁后电卫，今义县)，且耕且战，设营挖壕，把锦州城团团围住。
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明朝高层的密切关注，崇祯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思宗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思宗首先向大臣们道出了近来内心的忧虑：北骑在义州已经半月，对此有何筹划?并把他亲笔题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传示群臣，以表明他的坚定信念。
大臣们深知皇上御笔“灭寇雪耻”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贸然奏对，独有新任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我皇上‘灭寇雪耻’四字，就是中兴大有为根本。臣每见皇上传谕户兵各部，及申饬各边督抚等官，睿虑精详，无不周密，只是各边未有力行。就如练兵一事，中饬再三，其实兵何曾练?只是将花名文册点操一番，花刀花枪，全无实着。
臣每读《会典》，见太祖高皇帝教练军士律，以弓弩刀枪分别试验，立行赏罚，此是练兵之法。凡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拼抢胜负为升降，凡袭替官舍比试，必须骑射娴习，方准顶袭，此是练将之法。当时百战百胜，只是兵练得精……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一饷，到皇上才要加饷?”思宗听了蒋德璟引经据典侃侃面谈，不由得人神地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题点评道：“闻所未闻。”
蒋德環得到皇上的夸奖，进一步发挥他的练兵主张：“军即是兵，总计内外卫所三百余万军兵尽足用，且养军之屯田盐粮甚多，二三百年来并不曾加派，饷尽足用。如今只将祖制振举，件件实做，自可灭敌。”
蒋德璟显然主张恢复明初的卫所屯田制度，其实是没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谈，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卫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企图“振举”祖制无异于画饼充饥。思宗却以为蒋德璟所论闻所未闻，或许可以弥补时局，迫不及待地说：“再奏，从容奏来!”蒋德璟于是大谈可以仿效俞大猷的《剑经》、继光的《练兵书》，加紧练兵。
听了一大篇关于练兵的高见后，思宗把话题转移到今日议论的主题上，问道：“今敌在义州，作何筹划?”蒋德璟回答：“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北骑在沈阳相距甚远，决不从关内来。只恐占住义州，径至大宁(即可黄河套，在今内蒙、辽宁边境)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蓟(镇)犯宣(大)，却是可虑。”
蒋德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他否定清军攻取义州意在拿下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进而威逼宁远的战略意图，实在过于武断。思宗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领，纠正道：“里数亦不许算，只说目前要着。”蒋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着”，又重提练兵，大体是兵要精、饷要足、将要强之类。这次御前会议反映了廷臣对于清军在义州的军事行动束手无策，蒋德璟的泛泛而谈虽也触及时弊，但难以操作，不能解决辽东的实际问题。
二、洪承畴的受命出征
为了“灭寇雪耻”，为了解锦州之围，思宗于崇祯十三年五月命洪承畴出山海关。不久，洪承畴率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宁远总兵吴三桂、广宁前屯卫总兵王廷臣抵达宁远，视察松山等要塞后，以兵力太少不足以御敌，请朝廷再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云集宁远前线，总兵力达到十三万，在锦州、松山、塔山、杏山一线摆开决战的架势。
清朝方面也不示弱，咄咄逼人。正如崇祯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辽东巡抚丘民仰向朝廷报告，从二月以来，清军不断向义州运送军队、粮食、武器，其中有红夷大炮三十门，小炮多得难以细数。明朝降将石廷柱、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在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郡王阿达礼等统率下，一齐向锦州外围扑来。
形势日趋紧张，锦州、松山请求救援的报告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奴众(指清军)此番倾巢困锦，内打栅木，外挑濠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松城与锦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事实表明，锦州、松山守将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清军围困锦州的意图是吸引明军主力的增援，在松山一带形成围点打援之势。
久经沙场的洪承畴对这种战术意图当然了如指掌，故而对战略决战持谨慎态度，倾向于打一场持久战，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他在向思宗报告军事部署时，一方面表示解锦州之围的决心：“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战，用纾锦州之急”;另一方面陈述他的应对方略“且战且守”，具体说来便是：“久持松、杏以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
洪承畴的“可守而后可战”的战略方针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方案，况且坚守锦州城的总兵祖大寿被困五个月之久，仍然信心十足，特地派士兵出城向洪承畴传话，城内粮食足可支持半年，建议洪承畴用车营步步进逼，不要轻易交战。
三、洪承畴的无可奈何
崇祯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对这种相持局面很担忧的思宗在中极殿召见兵部尚书陈新甲，问他有什么解困良策?这个举人出身曾经担任过宁远前线兵备佥事的陈新甲虽然对辽东事务较为熟悉，但一时也拿不出两全之计，请求退而与同僚商议。
商议的结果，陈新甲向皇帝呈上一份“十可忧十可议”的报告，对形势持悲观态度，建议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当面与洪承畴商议决策。
世上的人和事复杂多变，大凡对形势悲观者极易走极端，滋生急躁冒进情绪陈新甲便是一例。
他等不及张若麒与洪承畴商议的结果，急匆匆地向皇帝提出速战速决的方案，鼓吹主动出击：一路出兵塔山(塔山堡，宁远中左所)，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杏山驿)抄锦昌攻敌营之北;一路出兵松山(松山堡，广宁中屯所)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一路出兵松山正面，攻敌营之南。
思宗没有轻易作出决定，把这一作战方案交洪承畴行营议论。洪承畴否定了这个方案，向皇上请求且战且守，主张在松山、杏山作持久计，他认为拖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清军及协助它作战的朝鲜。因此他的结论是：“今本兵(兵部尚书)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奠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思宗认为他分析得有理，表示同意。
但是陈新甲固执己见，他的喉舌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与之一唱一和。张若麒此人躁率喜事，略有小胜便盲目乐观，以为锦州之围可以立解，向皇上送去一份秘密奏疏，鼓吹上述意见，并请求在洪承畴行营赞理军务，极力促使速战速决成为事实。
思宗经不起陈新甲、张若麒的再三鼓动，从支持洪承畴打持久战，一变而为要求洪承畴速战速决，下达密敕，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陈新甲又写信给洪承畴进行刺激，对清军方面散布再次越过长城边关的谣言信以为真，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地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为什么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
为了促成洪承畴改变立场，陈新甲又推荐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配合，以赞画军务的方式贯彻兵部主张。马绍愉到了宁远，与张若麒拍档，再三张扬“我兵可战”。洪承畴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上有皇上的密敕、兵部的警告，下有赞画军务的张若麒、马绍愉的督促，不得已放弃持久战计划，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誓师援锦州。
四、洪承畴大败
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下令进兵，他把粮草囤积于杏山、塔山之间，自己率领六万人马进抵松山。
入夜，见清军屯于乳峰山之东，洪承畴传令半夜登上乳峰山之西角控制制高点。乳峰山距锦州只有五六里，俯视有如几席，炮石之声隐约可闻。洪承畴命东西二路军向前分割清军，使之腹背受敌，然后建立车营，环以木城。清军主帅多尔衮把军情报告皇太极，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此次战略决战，带了三千骑兵日夜兼程赶往松山。
清朝方面如此记载皇太极的这次军事行动：“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八月丁巳(十四日)，上(皇太极)以明洪承畴来援锦州，亲率军队往征之壬戌(十九日)至松山，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立营……上见松山城北乳峰岗敌兵立营乳峰山、松山之间，又步兵掘壕立七营，其马兵驻于松山东西北三面，约敌骑兵四万，步兵九万，共号十三万……·明国诸将见上亲率大兵环松山而营，大惧，一时文武各官欲战则力已不支，欲守则粮已匮竭，遂合谋议遁”，这段话大抵是真实的。
皇太极派军队围困锦州的本意就在于围点打援，见洪承畴已经上钩，且主力屯驻于松山，便把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的通道全部切断，使松山陷于孤立无援粮草断绝的境地，以达到不战而屈入之兵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厉害，立即引起明朝八路总兵的恐慌。
洪承畴这个威震中原的大帅竟然如此“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犯了一个极普通的战术错误，解围不成反被对方分割包围，以致铸成战略决战的败局。为了扭转被动局而，他鼓励诸将说：敌兵新旧交替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战，各位应激励本部士兵力战，我身执战鼓督战，解围在此一举。总兵们议论纷纷，欲回宁远就饷。
连一向催促洪承畴出兵最起劲的张若麒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薄暮时分写信给洪承畴赞成撤退，说什么：松山之粮不足三日，敌军不但甩困锦州，又复围困松山，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似属可允。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昔日力主冒进，今日摇身一变赞成逃跑，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军心更加涣散。洪承畴在行营召开会议，苦苦劝说各总兵：往时诸君都矢志报效，今日正是机会，虽粮尽被困，应明告吏卒，守也死，不战也死，只有战或可幸于万一。
我决意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努力。当他送诸将步出军门不久，胆怯的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引起连锁反应，各总兵争先恐后逃跑，骑兵步兵互相践踏，武器丢得遍地都是，清军半路伏击，明军损失惨重。
数万军队如此不战而逃，溃于一旦，只剩下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率一万军队困守松山。思宗获悉后，下令要洪承畴“极力死守”，一面调集刘应国水师八千，扬帆松山、杏山海口，或乘夜偷渡松山，以壮声援;一面责成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收拾残兵，联络杏山、塔山，以图再进。
这种“以壮声援”、“以图再进”的圣旨等于一纸空文，诸将畏首畏尾作壁上观，谁都不愿冒险增援松山，气得思宗下旨痛斥：“围城望救甚切，已有虑旨剿援，乃至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各抚镇道“不得观望规卸。”但依然毫无作用。松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岌岌可危，叱咤风云的洪承畴此时已英雄气短穷途末路，遵旨“极力死守”松山已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束手待毙而已。
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副将夏承德叛降清军，俘获洪承畴做见面礼。松山陷落，锦州守将祖大寿陷于绝境，无可奈何献城投降。清军挟连胜的余勇，相继攻陷塔山、杏山，使明朝丧失了宁远以北大片疆域。
五、洪承畴为何大败?
松山、锦州兵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为之震惊，因为它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此次会战，双方兵力大体相当，胜负的天平并不悬殊。
导致明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战略战术的错误：
第一，为了尽快解锦州之围，企图速战速决，对清军围点打援的战术掉以轻心;第二，把数万增援军队聚集于松山，没有与塔山、杏山、宁远建立有机的攻防体系，以及后勤保障通道;第三，一见松山被困，为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仓促撤退，不战而溃。
首先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山西道御史郑昆，他在崇祯十四年十月向思宗进言：“自建虏据义州，前抚臣方一藻进复义(州)之策，当事暗于机。未几而建虏果围锦州矣。其围锦也，深沟以困之，盖诱我之兵萃于此，别有启疆之谋。欲解锦围，须俟其相持稍懈，渐出奇计以驱之，岂有统全军而注之孤危之地，首尾全无顾应，堕其术中如今日者。”
郑昆说这番话时，松山突围惨遭失败，但松山、锦州尚未陷落，他的分析句句在理，如指出清军围困锦州目的在于引诱明军主力，欲解锦州之围必须出奇制胜，不能急功近利;又如数万军队集中于松山孤危之地，首尾不能照应，正中敌方计谋，必败无疑;再如锦州之今日，就是宁远之明日，关外之形势不容乐观。
清人围关外锦州，总督洪承畴出关援锦，与清人战于松山，八镇援兵同日崩溃。其致败原因，则咎在明廷之催战，非关洪氏之债事。洪氏出关御敌，志愿本自不凡，洪氏制敌之办法，主张持重，与早年熊廷弼、袁崇焕两人同一见解，“以守为战”。洪氏以为必如此，中国始能取胜。
然而其时轻举妄动之明季，因昧于事机，不能尊重洪氏之意见，唯欲以侥幸取胜。当崇祯十四年三月内，锦州告急，洪氏奉命援锦，阅时不过数月，明廷便以师老财匮为富，下救战，同时洪氏又因受制于毫不知兵之监军张若麒，于是军中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总督，因之洪氏不能自主，致有松山之败，李氏的见解是有理有据、平实客观的，洪承畴的失败主要由于朝廷战略方针与指挥的失误。
因此，人们对洪承畴是寄予同情的，松山陷落的消息传来，一度误以为洪承畴被清军杀死，已经在战场“尽节”了。从锦州逃亡的人告诉吴三桂：清军把洪承畴押往锦州城北无极王营盘内处死，并煞有介事地说“洪督师临砍时，只求速死”。兵部把吴三桂的塘报送进宫里，思宗在四月十二日专门为此写了一道谕旨：“锦城不守，奴氛屠惨情形真堪愤痛。其松城抚镇义殉可悯，洪承畴节烈弥笃，即着该督抚再一确察，速与优旌，以慰幽忠。”
而洪承畴家人从乱军中逃回北京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他们向朝廷报告洪承畴“殉难”始末非常活灵活现：“去岁八月战溃，家主坐困松城，乏食，杀马饲兵，忍饥苦守。及道将夏承德开门献贼，家主被执，骂贼不屈，惟西向叩头，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死之。从来就义之正未有如家主也。”思宗震悼痛哭，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自前往祭奠，以示激励。
几天后，思宗下旨已故总督蓟辽尚书洪承畴赠少保，荫中书舍人。祭故总督洪承畴九坛，故巡抚丘民仰、故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各六坛，予祭议谥，合祠京师。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坛，朕亲致祭，充分反映了思宗对洪承畴的怀念之情。他临轩垂泣，动情地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洪承畴并没有“尽节”，也并不“节烈弥笃”，他被俘后经不住皇太极再三劝降，终于变节。但是这一消息迟迟不被证实，以致酿成人未死已被当作烈士看待的笑话。据李光涛的考证，直至崇祯十六年四月，辽东巡抚黎玉田在向朝廷报告时，一方面根据从辽东逃亡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洪督师被奴酋拘系于别室”;另一方面又说“口供互异未足为信，而督师存亡本院亦未敢悬拟”。李光涛认为，可见明帝待洪氏不薄，也可见当时明朝君臣上下之于洪氏，又皆群然以忠烈期之。其或终明之世，洪氏存亡未为定论，故妻子得安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