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的以身殉国，为什么没能感动满朝文武？

　　下面由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朱由检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众多，要么贪婪昏庸、要么残暴冷酷、又或者是流连声色之徒，若非要从骂名扎堆的亡国皇帝中，找出几个感动中国的人物，崇祯帝朱由检必在其列。

　　朱由检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十七年披肝沥胆，辛劳为国，却依然难逃亡国之命运。

　　1644年，北京城破前夜，朱由检身穿满是补丁的龙袍，在煤山之顶自缢殉国，而后清军入关，城中百姓聚集一处哭求李自成礼葬崇祯帝，李自成有感于崇祯的气节，以帝王礼在思陵厚葬朱由检和周皇后。这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悲凉和温情画面。

　　崇祯的结局无疑是悲凉的，后人有感于此，哀其以身殉国的气节，却也对其救国无为的政治能力深感痛心。

　　清代张廷玉在《明史》中有评价：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当然，明帝国腐烂不堪命数将尽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但另一方面，朱由检的责任也不由分说，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悲之人必有无能之为，朱由检虽勤勉有加，却在治国上有心无力，而最关键也最致命的，就是他的用人无术。

　　朱由检是朱常洛(明光宗)第五子，朱由校(明熹宗)的异母弟，早年丧母，自小而随的孤独感和挫折感决定了他长大后的猜疑和偏执性格，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必然不是好事。

　　崇祯一朝，短短十七年，朱由检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14位兵部尚书，除掉总督11人、巡抚11人，被他以各种手段迫害的高官多达几十人，在亡国前三年，关在牢狱的官员多达145人，可见其对下臣的杀伐果断和金刚铁腕。

　　而最让人痛心的，应是袁崇焕。

　　崇祯登基之初，便轻易铲除了魏忠贤一党，轻松没一会，朝廷又陷入内忧外患的处境，外有强敌，内有农民暴动，崇祯急需能征善战的大将，而当时驻防辽东的袁崇焕，必然是绝佳人选。

　　一时之间，袁崇焕被委以重任，崇祯对其信任有加，加太子少保，赐尚方宝剑，而袁崇焕也不负所望，制敌压暴战功累累，可一旦功高，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为微妙，其中制衡的一根线就越绷越紧，袁崇焕任督师时，手握皇帝特权斩杀了毛文龙，崇祯帝听闻后，心底很是不爽，可碍于还要靠袁崇焕带兵，不得不优旨褒答，下诏宣明毛文龙罪状，并认定袁崇焕杀的好!

　　可几个月后，皇太极略施“反间计”，崇祯帝似乎迫不及待般的，很快以通敌的罪名将袁崇焕打入大牢，1630年中秋后，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被流放在千里之外，家产悉数充公。

　　可怜一代名将，没能亡在战场之上，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袁崇焕没了，朝中无人可用，崇祯帝看上了杨嗣昌。

　　杨嗣昌，典型“纸上谈兵”的书生官，琢磨些民生政策还行，论兵事，杨嗣昌实在缺了些实打实的经验，当时民乱四起，兵部尚书一职迟迟空缺，崇祯召杨嗣昌“夺情”视事，杨嗣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策略，这是宋太宗时的宰相赵普首先提出的治国之策，内忧外患，防外而安内，这个方向确实没错。

　　可随后，杨嗣昌剿灭农民军的策略，把他军事上的无能暴露无疑，他将当时的农民军按方位分为“四正六隅”，由十巡抚分防协剿，构成“十面之网”。

　　杨嗣昌此策，不可说是下策，但对于当时朝廷，却丝毫不实用，十面之网，协防剿敌，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有兵马，就要有粮草，可当时朝廷的国库已经虚空，杨嗣昌用了一招：加重百姓赋税来补军空，结果可想而知，更多的老百姓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围剿不成，反倒接连失地。

　　即便如此，杨嗣昌并未得到任何的处罚，毕竟是崇祯帝亲自选的人，有人弹劾，均被崇祯皇帝贬逐，其刚愎自用的品性可见一斑。

　　到了明朝末年，农民暴动加剧，而后清兵不断入侵，朝廷内外受敌，两线作战，局势严峻，崇祯帝自知两面作战难以为继，私底下同意以杨嗣昌为代表的“议和“主张，可他又迟迟不愿承认此事，千万将士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而崇祯帝却因为自负陷入和与战的纠结之中，正是在他的两难之间，明朝走向了灭亡。

　　可以说，崇祯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朝覆灭的结局，而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帝的身上多少有一些苦楚和无奈。

　　崇祯刚即位，就赶上了连年大旱，《汉南续郡志》记：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旱蝗并灾，疫情又爆发，在这种不可抗因素下，盗匪与流民并起，民间暴乱频发。

　　所以，尽管崇祯帝如何励精图治，在流年不利的先天条件下，还是无济于事，可怜吗?可怜，但也可恨!

　　前文说到，崇祯帝在位之时，迫害了不少臣子，或许是因为他多疑的性格所致，那么他最为倚重和信任的那些人，又是如何呢?

　　北京沦陷之后，崇祯生前非常喜欢的学士周钟，带头在他灵柩前表达羞辱。他格外信任的襄城伯李国贞，忙不迭地带兵投降。而两位颇受崇祯器重的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一个出四万两白银送给农民军，一个主动示好投靠，赌咒发誓大骂崇祯无道......

　　而那些被他提防怀疑的人，却先后尽忠到底：

　　被崇祯斥责过“抗敌不力”的卢象升，浴血战死巨鹿。

　　被崇祯拷打到耳聋的孙传庭，壮烈殉国于潼关。

　　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赶回家的熊开元，明亡后出家为僧，拒绝入仕。

　　被罢官回家的刘宗周，在南明时代毁家纾难，率领一支民团奔赴抗清前线，英勇就义。

　　崇祯之悲剧数百年来令人惋惜，惋惜他的悲凉结局，而更多的，却是痛心他作为一国之君，不知人善用，在明末政治形势如此复杂危亡之际，接连在战略、用人和御下方面，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丧失中兴之机，大好河山就此拱手送人。

　　而一心为国，勤政有余的崇祯帝，在身后，得到的也只是臣子们的羞辱与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