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当初不同意皇太极的和谈，原因是什么？

　　崇祯当初不同意皇太极的和谈，原因是什么?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不绕圈子：不是崇祯不同意和谈，是朝廷的键盘侠们不准他同意。

　　不单单是跟皇太极和谈这事，整个明朝末期几乎没有办成一件正经事，原因基本上都一样：空谈误国。

　　说起明朝末年的状况，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乱。但梳理其过程，源于女真强势崛起后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公元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布告天七大恨，正式在辽东反明。明朝在全国组织起20万大军，加上朝鲜、女真叶赫那拉部，一共24万兵马，随后兵分四路、由杨镐担任总指挥前去镇压，结果却因武备废弛、大意轻敌、指挥不当等诸多问题，惨遭萨尔浒之败;

　　接下来，明朝先后委任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经营辽东，从实际表现而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付女真都相当有心得，但明朝廷政策极不稳定，上述操持边事的大员要么被撤、要么被杀，人事的反复折腾，进一步消耗了明军的实力;

　　为了应对糟糕的辽东战局，明朝不断对内加码征集军费。万历初年，明朝征税总额大概400万两左右;萨尔浒之后的几年里，增加了500多万;而崇祯年间的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增加了1700多万两之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加上北方常年爆发灾荒，层层压力之下，流民四起、经济崩盘，明朝内部大乱。

　　虽然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末的乱局根本上是由腐败的政治、困顿的经济导致，但辽东的战事无疑是点燃这些矛盾的导火索、催化剂，无底洞一般的军费消耗几乎把民力燃烧殆尽，而且最要命的是：看不到扭转战局的希望。

　　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汉初年，数十年的战火让中原疲惫不堪：“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因此，面对匈奴的外部袭扰，刘邦在尝试以武力解决未遂后，立即改变策略，此时几十年间，西汉统治者都延续了和亲的策略，默默稳固统治、积蓄力量后发起了全面反击;

　　隋朝末年，东突厥强势崛起，隋末群雄纷纷向其称臣借力，连李氏父子也不例外;随着唐朝统一中原，突厥的胁迫、勒索也越来越严重，动辄十几万铁骑漫山遍野入侵;玄武门事变后，他们甚至兵临长安城外。面临羞辱，李世民鉴于“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选择了赠送钱财、达成和平盟约;却在短短三年后抓住对方的内部问题发动致命一击、一雪前耻。

　　当然，也有反面例子。五代时期，石敬瑭以赠送燕云十六州、自称儿臣为代价，获取了契丹的支持、建立后晋;石重贵即位后，不甘受此奇耻大辱，与耶律德光掀桌子开战。虽然有大臣认为，鉴于后晋国力枯竭、军民疲惫，而且契丹上下一心、无机可乘，建议忍辱负重，先恢复国力、再寻衅反击;但架不住一众主战派的拱火，石重贵坚持硬碰硬，结果导致耶律德光南下灭亡后晋，几乎提前上演了靖康之耻。

　　即使不看历史、只参考当下，我们也能发现，在涉及到一国安危的事务层面，军事从来都不是唯一选项，只要能解决问题，政治、经济手段都是备选方案，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充满了顶级政治家的智慧。

　　客观来说，当明朝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现状持续了数十年，通过“议和”来缓解外患、节省大量的军费，从而腾出手来减轻民间负担、整顿内忧，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但神奇的是，无论朝野，一直没人提这事;公元1640年，时任兵部尚书
陈新甲提出了这一思路，向来硬气的崇祯眼看着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默许了这一方案，并且密令陈全权办理。当时，考虑到攻入关内没啥指望，皇太极也想缓口气，双方几乎谈妥，大概是开通互市、赠送金银百万两、皇太极自降国格等等条款。

　　这跟历史上的渭水之盟、澶渊之盟等等和谈方案类似，条件看起来挺憋屈，但如果算算账，其实会发现挺划算，毕竟当时的明朝为了应付战事每年的消耗何止千万，更别提千千万万将士的性命。

　　然而，由于陈新甲保密工作不到位，议和的消息传出，朝廷顿时炸了锅，无数官员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强烈反对向眼中的“鞑虏”低头。眼看群情激奋，崇祯不得不低头认怂，杀了陈新甲以泄众怒。

　　其实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例。名将孙传庭受命对付李自成时，鉴于军备不整、粮草不足的情况，于关中屯田练兵、积蓄实力，但朝廷的言官却纷纷指责他按兵不动、心怀不轨，搞得崇祯也疑虑重重;在他们的轮番逼迫下，孙传庭自知有去无回，但他情愿战死、也不愿再次面对文官们的羞辱：“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
!”，只得仓促出击，结果“传庭死，大明亡”;

　　当李自成渡过黄河、逼近京城，有人建议召回吴三桂的野战军救急，但却被一群文官扣以自蹙国土的帽子、迎头痛骂;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有人建议崇祯南迁，也有人主张派皇太子在南京做最坏的打算，但他们随即被打上奸佞的标签。可怜的崇祯及明朝皇室就这样被捆在京城束手待毙，明朝在没有任何应急方案的情况下、眼睁睁走向灭亡。

　　对于这些善于以反对意见胁迫皇帝的文官，历史上有个形象的称呼：“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指的是唐朝末期藩镇的亲兵，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大局，要么以武力自立节度使，要么赤裸裸地造反，搅得局面不可收拾。

　　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前期的明朝，虽然加强了君主集权，但帝王贤明、亲自理政，下面有一群踏实肯干、勤勤恳恳的官员，学校教育、官员升迁体系正常有序，宛如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

　　但到了中后期，不断有皇帝深居简出、对朝廷事务事不管不问，宦官擅权现象层出不穷，官僚逐渐不敢、不愿负责;同时，科举制逐渐僵化，经义取才沦为八股文，导致选拔出的官员大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懂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才实干，所以人们感慨：“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即八股文造成的破坏比秦朝的焚书坑儒严重多了。

　　文官队伍整体塌方，偏偏明朝官员又向来以在朝廷里提反对意见为荣，于是逐渐沦为
“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些人只管找茬，自己却提不出有效解决方案，而且专门坑那些真正解决问题的实干家，结果明朝廷一事无成，在不断的内讧、自我否定中走向了灭亡。

　　而随着清军入关，大开城门的迎客的，偏偏也是这群人，“头皮痒、水太凉”可谓千古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