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拥兵百万为什么还被辽夏欺负 军队上的两大缺陷难以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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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以来，北宋在逐步统一中原地区的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对五代十国以来所遗留下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为了解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遗留下来的问题，北宋一朝加强了军事制度方面的中央集权，着重于解决国家内部的分裂，然而加强内部防范的北宋是以牺牲对外军事实力作为代价的。尽管北宋有着规模宏大且非常完备的军队体系，但是却在和辽、西夏等国家的对抗之中屡屡失败，最终被金所灭，这诚然与北宋政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有直接关系，但是北宋军事制度的两大固有缺陷才是北宋军队难以抵抗少数民族入侵的最终原因。

　　军权三分，以文制武：北宋时期军队领导权的分散

　　北宋是一个建立在“陈桥兵变”上的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解决“恃兵自据”的问题，决心以“废藩镇、扩兵权、罢工程、典禁军”十二字金句对北宋军事制度进行集中改造，从而加强皇帝本身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从具体军事官职与机构的设立上来说，宋太祖首先设立了以枢密院与“三衙”的军事管理机构，后来又派遣朝中文官前往地方担任“帅臣”(类似于明代时期的巡抚总督制)，直接负责对地方军队的调动管理。总结来讲，北宋时期的军队领导权属于“三权分制”，即枢密院、三衙与帅臣之间的相互制衡。

　　(一)、北宋枢密院制度的继承与设立

　　枢密院，别称“枢府”，其前身来自于唐代宗时期所设立的“枢密使”一职。唐朝中后期的枢密使主要由宦官担任，他们原先的主要职责是接受四方大臣的奏疏以及代为传达皇帝口谕。后梁时期，梁太祖朱温改枢密使为“崇政使”，由士人担任，主要负责军事方面国家事务的处理，后唐庄宗又改其为“枢密院”，以枢密使为最高领袖，与当朝宰相相互制衡，只不过枢密使与枢密院的职责更加偏向于国家军事方面。

　　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沿袭五代的军事制度，也设置枢密院，是北宋时期权力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军事管理机构，原则上来说直接对皇帝负责，接受皇帝本人的直接领导;而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其朝中实际地位仅次于宰相，因此它也经常与副宰相一起被称之为“执政”，同为北宋高级行政长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却枢密使之外，北宋枢密院还下设12负责具体事务或者地区防务管理，其中有5房较为重要：

　　北面房：负责北部边境的防务工作与河北路、河东路地区士兵的征召调遣工作;　　河西房：负责北宋西北边境的防务工作与陕西路地区的士兵调遣工作;　　支差房：负责湖北路以及东京、京西、江淮、广南路的军事防务工作;　　广西：负责广西南路与两浙路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捕捉盗贼工作;　　在京房：负责京师、川陕路、福建路的军事防务工作。

　　由此可见，这5房的军事防务范围基本包括了北宋的大部分军事区域，属于按照地区设立的地方军事管理机构。而其余7房的设立基本上是为军队战斗的需求所设立的，如“支马房”，主要负责国家马政，保证北宋军队马匹供应的数量与质量;“兵籍房”，主掌各路将官、京都禁军与候补士兵的文秘工作，还有“吏房”、“小吏房”等等，其设置的本意都是为了保证北宋军队中央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二)、三衙与北宋中央禁军

　　所谓“三衙”，一般是指“殿前都指挥使司”(简称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简称马司)以及“侍卫亲军步军指挥使司”(简称步司)三者的合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名义上仍然沿用“殿司”与“侍卫司”二者分别管理禁军，但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之中，赵匡胤使用地位较低的马司或者步司来管理“侍卫司”，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故而在宋真宗年间，“侍卫司”被一分为二，步司和马司获得了彼此的独立地位，“三衙”分立的局面才最终形成。

　　从具体权力上来说，“三衙”并不单单负责东京禁军的训练和管理工作，并且对地方禁兵也有着间接的管理权，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互不干涉，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通过“三衙”的设立，禁军将领的统兵权力被分散，消除了禁军将领“拥兵自重”的危害，从而保障了禁军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故而该体制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三)、帅臣

　　帅臣，又称“率臣”，是每逢北宋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朝廷委派中央文臣前往地方的临时军事主官。那有人就会问了：既然有了“三衙”负责禁军的统一指挥，那么为什么中央还要另外派人统辖禁军或者地方军队的行动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三个和尚没水吃。”由于“三衙”彼此之间地位平等，那么映射到即将要出征的军队之中就会出现无人领导的现象，因此北宋中央政府需要额外指派一名中央文官负责对军队全局的指挥与掌控。从名义上来说，中央赋予“帅臣”的临时头衔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都监等等，这些官职多属于临时任命，相互之间也并没有严格的从属与等级划分。

　　公元994年，为了镇压四川地区爆发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宋真宗指派参知政事赵昌言为都部署，统一节制川陕地区所有的武将，以便对起义军进行包围与镇压，从此之后，“帅臣”的设立趋向于固定化与常态化。至宋仁宗时期，皇帝开始在西部与北部设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为地方军队的最高长官，此时的“帅臣”已经由地方文官兼任，他们通常被称之为“帅”或者“帅守”。

　　由于“帅臣”一般由皇帝或者枢密院直接任命，“三衙”无权过问与指挥，在纵横交错的北宋军队指挥体系之中，这一设置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与管理权，从而加强了北宋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权;而另一方面，指派中央或者地方官员担任“帅臣”，也是北宋“以文制武”，防止地方武将权力过大的集中体现。

　　臃肿陈冗，将不专兵：北宋禁军设立与指挥体系的巨大缺陷

　　北宋一朝，禁军是北宋军队实力的主体体现，它们是国家的常备军，隶属于“三衙”管理，除了驻守京师之外，还要负责边境防务与对敌作战。由于北宋一朝受到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的频繁骚扰，因此北宋禁军的数量常年居高不下，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与问题。

　　(一)北宋禁军的划分

　　1.京师宿卫军

　　京师宿卫军隶属于“三衙”之中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他们通常按照人数划分为“班”或者“直”轮流驻守，因此又被称之为“班直”。作为皇帝的亲卫部队，他们主要负责京师的安全与皇帝的保卫工作，遇到紧急情况时，也可以奉命出战。北宋初期，“班直”人数往往超过数万人，到宋神宗时期才被裁为3600人，自“澶渊之盟”后，他们从不外出打仗，成为了北宋“冗兵”的重要来源之一。

　　2.京师禁军

　　除却护卫皇帝的京师宿卫军之外，东京还有着大规模的常驻禁军，他们号为“天子之卫兵”，常年驻扎在东京附近守备京师，一旦边境有战事，京师禁军就需要屯诸位外敌。一般而言，京师禁军出京驻守外地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地方兵力不足，急需京师禁军进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京师禁军在到达驻地后会暂时受到当地地方长官的节制与管辖;　　二、国家遭遇紧急战事，急需禁军进行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京师禁军往往受到“帅臣”的节制与调动;　　三、由于东京地区常年供养禁军，因此当地粮食不足以供养规模庞大的禁军，因此京师驻军往往需要移动到粮草较为茂盛的地区进行驻军。

　　(二)北宋禁军的人数规模

　　有宋以来，禁军人数长期处于臃肿陈冗的状态，宋太祖曾经认为“养兵乃为百代之利”，故而北宋皇帝们都将“养兵”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之一，因此北宋的禁军规模常年处于饱和状态。宋太祖立国之初，禁军规模仅有2万余人，但到了宋真宗年间，为了对付辽与西夏等少数民族的入侵，禁军的规模便迅速扩张至50万人左右。

　　至宋仁宗年间，西夏屡次骚扰北宋西北边疆，宋军往往败多胜少，加之这一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因此北宋禁军的规模在庆历年间达到了82.6万人的高峰，可见《水浒传》“东京八十万禁军”绝非妄加猜测。如此庞大的北宋禁军带来了严重的“三冗”问题，并且还长期的拖累了北宋的财政收入，使得北宋军费常年处于捉襟见肘的地步。

　　(三)北宋禁军的指挥方式

　　1.更戍法与“将不专兵”的恶果

　　宋太祖开国以来，为了防止将帅们称霸一方、割地为王，因此创立了“更戍法”来削弱士兵与将领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谓更戍法，就是派遣京师禁军轮流戍守各地，每隔一年或者两年进行变更和调动，其真正的目的是“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将禁军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

　　然而问题在于，“更戍法”往往会打乱禁军的原有编制，再加之“帅臣”等临时委任的官员，最终导致北宋禁军各部之间通讯能力与协调能力极差，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往往不能及时产生应对，最终导致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另一方面，士兵们前往各地戍守，往往使得士兵们经常处于跋山涉水的旅程之中，特别是北方士兵们前往南方戍守时大多水土不服，甚至出现了“一往三年，死亡殆半”的惨状，士兵们往往顾恋家眷，一旦遇到战事，将士们的士气必然极为低下。

　　2.昙花一现的“将兵法”

　　宋代中后期，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更戍法”所带来的危害性，对此北宋名臣范仲淹首先开始军事改革：他将自己所统辖的鄜延路分为六队兵马，每队三千余人，设“监教”一职，负责每队兵马的教导和统御工作;每队又分配两名军队教官，负责对军队士兵的教导和训练，战斗时便让监教率军出征，长久以来就达到了“兵将相识”的目的。

　　宋神宗即位之后，大力推崇新法，而“将兵法”就是北宋军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果断废除了长达数百年的“更戍法”，并且诸路将兵拥有了统御管辖军队的实权。尽管“新法”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宋禁军的战斗力，但是神宗去世之后，新法的实施却戛然而止。至宋哲宗即位，虽然也曾一度恢复“将兵法”，但往往只是有名无实，北宋禁军改革在昙花一现的“将兵法”之后终归陷于沉寂，在醉生梦死的宁静中走向了腐朽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