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乐妓的来源有哪些？其数量及受众的广泛程度远胜于唐

　　乐妓，即歌舞女艺人，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中国正史历来有倡优不录的传统，偶尔提及也是贬多于褒，男优或因“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还可受到些微赞扬，女性乐妓一登场则往往与荒淫无道相联系。因此，传统史学对女乐娼妓之流的研究通常抱轻蔑的态度，甚至斥为庸俗。

　　然而，乐妓俗则确实，庸则未必，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并不只有宏大的叙事，那些细琐的成分，那些卑贱的群体，反可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后人由此回顾过往，对当时历史的观察将更为立体。因此，女乐虽被士大夫斥为“妇人小物”，但管中窥豹，以小见大亦未尝不可。

　　一、没官为乐妓

　　1.前朝的传统

　　在前朝，乐妓来源于被连坐的犯人妻子。虽说这是一时重法，但唐代以前罪犯家属多被没为官奴婢，从官婢中择取姿容端正或身怀技艺者便为官妓。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官奴婢)容仪端正者，归之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所谓乐户更是世代为贱民。

　　北宋时依然有籍罪人之孥为妓的情况，但与前朝相比，宋代已逐渐减少。宋末元初的方回谓:“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方回所谓近代应指南宋，而北方当指辽、金。《辽史·刑法志》确有籍没罪属入瓦市之法：“籍没之法……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

　　2.北宋的改革

　　在北宋时期，官妓的来源之一来自被籍没的罪犯家属，南宋时因连坐没为官婢之法虽已逐渐革除，但女性因自身犯罪被而被籍为妓者却并不少见，因此，没女犯为妓仍是宋代官妓的主要来源之一。

　　所谓“近代法之不善者”为：“宦官进子，宫无罪之人;良人女犯奸三人以上，理为杂户，断脊杖送妓乐司收管。”所谓理为杂户送妓乐司収管，即将犯罪的女性没为官妓。

　　当然，收女犯为妓，法律还规定有其他前提，《名公书判清明集》曰：“又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第三人以上方为杂户，或原来无夫，或夫不愿合，无可归宿之人，官司难于区处，方可为此。未闻非夫入词，而断以奸罪，非夫愿离，而强之他从，殊与法意不合。”由此可知，良家女被没官为妓有两个前提：一、犯奸三人以上;二、无夫或夫不愿合。

　　但在实际审理时，地方官的判决就随意多了，同书《因奸射射》案中，阿朱夫黄渐依附于陶岑“寺僧妙成与主人陶岑互相衣物，遂及其妻，因谓有奸。”临桂县令的判决是：“以黄渐、陶岑与寺妙成各杖六十，其妻阿朱免断，押下军寨射射。”

　　则将其丈夫黄渐也凑成犯奸的三人之一，因此便可将阿朱判为妓，如此胡乱判罚，难怪范西堂要感慨“此何法也?”另如《山堂肆考》所载南宋末年事：“郑女，宋时高安人，弃俗出家，自言某日当飞升。

　　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见，止遗双履，四方汹汹，祈福者填委。值洪起畏来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与道士淫奔。因籍女为官妓，道士为乐工。”郑女虽无夫，但亦未犯奸三人，也同样被籍为官妓。可见，在审理奸案时，地方官并不严格遵照律令。

　　二、乐妓养良人女

　　1.民风糜烂

　　虽然乐妓以从良出嫁为理想归宿，但在诸多限制之下，但大部分乐妓并不能得到理想的婚姻家庭，为自己的养老着想，一些有一定资产的乐妓往往在年长时选择做鸨母，即收养良家幼女，加以教养，以作为自己的摇钱树。

　　妓养良家女为妓是一种普遍现象，《三朝北盟会编》载内侍王继先夺人家妇女入府，“至如镇江府姓张、姓李二家女童，工于歌舞，诈作御前，索至今尚若，诸女之母怨恨入骨，无所告诉。”

　　所谓“诸女之母”应是养母，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善于歌舞的养女，却被权势贵家无偿夺走，自然恨之入骨。魏了翁亦于《古今考》中提及“近代法之不善者”，有“州郡无行之弟子(即乐妓)，世世养女为侍，官司筵席祗应，穿髻红大衣，服冠佩送迎，唱喏如男子。”

　　2.出卖自身

　　有的女性自身为妓，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又将养于良家的女儿夺回，培养为乐妓。例如温母强令温琬为妓，因她自己“逋于人者几三十万”，因此唯有培养温琬为妓才可能还清这笔欠款。温母并不止亲生女儿温琬这一棵摇钱树，因温琬才艺过人，知州几次欲将她系入官籍，后“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乃辍。”

　　所谓“女弟”应是温母收养的另一名养女。仁宗时沈遘治杭州、开封时曾下令，将“娼优养良家女为己子者，夺归其父母。”

　　但大多数地方官并不会干预这类妓养良人女之事，可能一来在法律上难于取证界定;二来地方乐妓本就求大于供，无良官府甚至“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则官府乐见妓家养女为妓，以这些女孩祗应官府筵席，甚至系为官籍。

　　三、自择为乐妓

　　1.无奈的选择

　　的确有一些良人女子是自择为妓的，她们或因贫不自存而被迫为妓。如《清尊录》载，苏媛先私奔后被抛弃，因无法生存而沦为乐妓：“女至广陵，资尽不能进，遂隶乐籍，易姓名为苏媛。”

　　另如前述温琬母，贫困且欠下巨款，只能自择为妓。但的确有些父母为是获取更多的钱财而逼令女儿为妓。陈造《江湖长翁集》记述黄真真的故事：黄真真之父本为大将，曾任知州，他死后一家人无力自养，以至于妻女、两子皆沦为乐人。

　　如果说最初尚出于无奈，但当客人说愿为黄真真出嫁资时，母亲却断然拒绝，其二子已成年，且有谋生手段，却仍说“待妺乃济”，只能因为真真从妓获利更丰，得钱更易而已，因此这家人都靠女儿吃饭，真真显得更为可怜。

　　又如“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师人。随父流落湖外，家于衡州，女弟兄三人皆为名娼。”后幼玉遇到意中人柳富，打算从良，其妹却威胁柳氏曰：“子若复为向时事，吾不舍子，即讼子于官府。”

　　幼玉三姊妹俱为名妓，一家生计早已不忧，而其家人仍不肯放手，只不过视财货甚于亲情而已，所以幼玉“逼于父母姊弟莫得脱此”。

　　2.重女轻男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传统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一部分人家固然因贫穷而卖女为妓，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家是为求财而培养亲女为乐妓，形成所谓“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风气。

　　而且似乎已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有提供幼女者，有培养者和中介、买家。当然，这些被悉心培养的女孩，与妓养略买女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父母在她们身上投入更多，甚至“百金求师教歌舞”，“爱护如捧璧擎珠”，有的也可能通过娼侩、牙嫂等中介，卖与士大夫或富贾之家为妾但也不乏“狼戾”者为获取更大利益而将女儿卖为官妓。

　　四、被拐卖、略买

　　一些女性则因被拐卖而为妓。拐卖妇女获利甚大，以致各地“多掠良人子，售为奴婢，远近相蒙。”如遇荒歉疾疫之时，人口买卖便更加猖獗，且“多是卖与求食人家，盖卖与良人家的钱少，卖与求食人得钱多。”

　　所谓“求食人家”便指卖笑人家。如季三娘与佛宝因父母病亡，便被贩生口人掠去，“至弋阳，系牙人引卖与求食人鲍翁”。因此，便有更多的女性被抑良为贱，沦落妓籍。

　　两宋之交的战乱也导致许多女性被拐卖为妓：“御史台言，访闻西北流寓之民乍到行在，往往不知巷陌，误失人口，其厢巡人不即收领送官，责问本家识认，致被外人用情诱藏在家，恐赫以言，或雇卖与人为奴婢，或折勒为娼者甚众。”

　　可见，这种拐卖人口的行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拐卖类似的，还有假借雇婢为名的骗买。如“尝有一士族女，年甫龆龀，家贫母病，父为牙侩所欺，鬻之娼家。”或利用卖方对契约不熟悉或利用雇佣契约的漏洞，最终不令其家赎回女儿：“为其家聘之，后以转求厚赂，误缠其中，则无以自脱。”

　　甚至有的地痞流氓强买不支钱或契约到期仍不放归：“如宋念一之女荣孃、万八孃之女胜奴、兴奴之类，方其初买也，不支与钱，及其年满也，又不放出。”契约年满不放的恶行并不限于私人，由于官妓的供求不平衡，有时官府也会采取不法手段逼良为贱，其中也包括不遵守契约。

　　后来一些卖儿卖女卖的人要回女儿也未必全为她着想，而是看到她姿貌出众，也可能想作为自己的摇钱树，而郡守留之，则全为私欲。综上所述，宋代乐妓的来源仍大致与前朝相似，总体来说可分为籍没与买卖两大类。

　　其下又可细分，如籍没可分为连坐系籍、犯罪没官与非法没官;买卖又可分为妓养良人女，自卖为妓和拐卖、略买为妓等。但亦有与前朝不同之处，南宋以后，连坐没籍之制不再实行，使籍没为妓的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宋代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买卖为妓的方式也产生变化，采取典卖、雇佣的方式较前更多，即买卖双方签订契约，在一定年限后或可赎回而非终身制。

　　结语

　　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曾言：“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赎买换取兵权的集中，以高薪养官，以优容换取士人的欢心，这便是赵氏祖宗之法的内涵之一。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影响之下，上行下效，大官僚家蓄妓成群，朝廷及地方诸司更张宴无虚日，开宴则必用妓乐。

　　朝廷对官员的预备——学子、士人也多有优容，以致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等皆可差官妓前往祗应，以至后人叹曰：“所可异者，以习礼敦诗之地，为征歌选舞之场”。

　　而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崛起，宋代的市井私妓也随之兴盛，她们中的佼佼者往往代表宋代歌舞伎乐的最高水准。事实上，就乐妓的数量及受众的广泛程度而言，宋更胜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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