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万大宋禁军败给十万西夏大军,背后真相是什么?

  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宋朝,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先看一组数据:

  宋太祖开宝末年,北宋厢军约为185000人,其中禁军193000人;

  宋仁宗庆历五年,厢军为433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

  几年后的皇祐初年,总兵力已经达到1410000人。

  从人口规模上看,北宋人口接近一亿。

  反观西夏,常备兵不过十万,铁鹞子(重骑兵)仅有数千,立国的时候(宋仁宗时期)人口规模不过一百多万,就算是鼎盛时期,也就三百万而已。

  这样一个边陲之地,却给大宋的西北边防构成了重大威胁,宋夏战争从宋仁宗开始,一直打到北宋灭亡,都没有结束。无论怎么说,北宋和西夏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对于北宋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

  实际上,北宋确实有“难言之隐”。

  一、北宋军事上,积弱在哪里?

  提起北宋军事体制,其为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更戍法”。

  自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各地节度使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赵匡胤为避免宋朝重走五代十国的路子,在“杯酒释兵权”后,采取了“更戍法”,客观的说,这套规则确实斩断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的感情纽带。

  但是它也带来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造成了将领不熟悉所带士兵的战斗力,自然也就影响到作战效果了。

  实际上,如果将宋军战败归结于这个原因,未免有些荒唐了。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王朝,他们施行的将领调动方案和“更戍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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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自己坏了“规矩”。

  本来,各个都护府或节度使的任期一般是一到三年,之后会被调回京城,于三省六部就职,甚至官至宰相,这就是出将入相。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节度使长期任职一个地方后,很可能就会经营起自己的势力,频繁调动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二是回京后虽然不再担任军职,但边事一开,他们的从军经历有助于为皇帝献计献策,这远比后代文人朝堂吵架模式有用的多。

  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宠信安禄山之辈,长期经略北方的安禄山终于尾大不掉最后叛唐。

  可见,“更戍法”并不是造成宋军经常吃败仗的根本原因。

  就战术而言,北宋犯的致命错误是“将从中御”。

  所谓“将从中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事任免权,再就是临阵指挥权。

  宋太祖对人事的任免不单单是局限于将领,从枢密院到宿卫诸将,哪怕是地方厢军的一个百夫长,其他人都不得染指,“补一小校,汰一赢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凡事皆乾纲独断。

  在禁军管理上,“诏殿前、侍卫司,自今非时宣召军士,候见御宝文字乃得发遣,无则画时覆奏”,也就是说,除了赵匡胤,其他人无法调动禁军的一兵一卒。

  在北宋立国之战的时候,赵匡胤不可能参与每一座城池的争夺,他又想出来一个办法:阵图。

  赵匡胤身居宫中,通过“手诏”的方式,遥控指挥前线。不管前方战事如何,也不管当时的具体情况,一线士兵必须凭借阵图应敌。

  这个规则,在北宋灭巴蜀、平南唐的时候没什么毛病,其原因主要是对手实力不够。

  但是当对手换成北汉甚至后来的辽国时,其弊端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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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年,宋辽之间发生满城之战,按照惯例,宋太宗“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但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要是按照送过来的“阵图”迎战必败无疑,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等人找到殿前都虞侯崔翰讲实情告知,“事应有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在赵延进、李继隆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的情况下,崔翰才同意废掉“阵图”,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部署战斗,此战最终取得胜利。

  就军事才能来说,赵匡胤在两宋帝王中当属翘楚,他的“阵图”尚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太宗也算是有实战经历,但是后续帝王依然延续此制,就未免呆板了,其应敌计划多与实际不符,且事事掣肘,宋军在战场上就完全变成毫无招架之力的活靶子了,特别是遇到西夏重骑兵冲杀的时候,宋军又为什么抵挡?

  二、宋军的应对

  那些不习兵事的文臣在后面不切实际的指挥,是否就意味宋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呢?

  显然不是,宋军有一项“黑科技”!

  那就是火药类武器及猛火油(石油)。

  火炮落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轰天雷起驰风炮,凌振名闻四百州。

  这几句话,描述的便是《水浒传》中的“轰天雷”凌振,此人号称“宋朝天下第一个炮手”,善于制作子母炮、金轮炮、风火炮、车箱炮、轰天炮等。

  归顺朝廷后,跟随宋江南征北战,不过,这伙计没有受到什么重用。要说识才,还得是朝廷,在征讨方腊后,他被京城火药局御营任用。

  翻遍历史资料,鲜有此人的记载,不过,大宋的火箭在宋初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于实战了。《朝野佥言》中就有这个记载,说是到北宋末年,开封府依然保存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

  关于火箭,《武经总要》里面有如下描述:

  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号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这两类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是在北宋灭南唐的皖口之战。

  开宝八年(975)十月,宋军突破秦淮河,扫清金陵外围据点后,准备以围城打援之策剿灭南唐主力部队。

  命存一线的李后主紧急敕令朱令赟回援,以解金陵之围。

  朱令赟率领南唐十五万水师从江西湖口起兵,在皖口与宋军遭遇。

  开始的时候,因北方人不习水战,且船只等硬件装备又落后于南唐,朱令赟依靠舰船优势向宋军发起攻击,“以火油纵烧,王师不能支”。

  不巧的是,风向突然变成了北风,“反焰自焚,水陆诸军十五万,不战皆溃”,朱令赟亦死于战火之中。

  这说明,在大宋建立的过程中,火箭和猛火油已经开始大量用于战场了。

  宋朝对火器的研究非常重视。

  首先是对开发或者改进火器的人予以奖励。比如,在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一个叫唐福的水军队长“献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务匠项绾献转海战船式,各赐以缗钱”;咸平五年,冀州人石普“能为火球火箭,上召至使殿试之”。

  另外,宋太祖等人对兵器的制造和检验纳入了日常巡视范围,“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

  在这样的局面下,宋朝的火器制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宋仁宗一朝,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工。

  根据《宋会要》的记载,京城有个叫广备攻城作的机构,其职责是专门制造攻城器械,旗下设有二十一作,分别为:

  大木作、锯匠作、小木作、皮作、大炉作、小炉作、麻作、石作、砖作、泥作、井作、赤白作、桶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钉铰作、火药作、金火作、青窑作、窑子作。

  那么,宋朝的火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理论上说,热兵器与冷兵器对抗,简直是降维打击,宋朝起码应该将此列为绝密级别,实际上恰恰相反。

  成书于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却如实记载了生产工艺。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镕松脂傅之。以砲放。

  配方的公布,意味着北宋对火器的研究已经步入高级阶段。

  随着《武经总要》配方的公布,这个在军事上大规模应用的东西,开始在民间普及。

  宋朝的上元节非常热闹,就连军士都来参加表演,《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

  不仅如此,因火药有烟雾效果,就连跑江湖的艺人都开始把它用做诈骗的道具了,比如宋徽宗时期的道士林灵素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灵素于神霄宫夜醮,垂帘殿上,设神霄王青华帝君及九华安妃韩君丈人位......顷之,云烟蔽覆,对面不相见。一大声如净鞭鸣跸,随即寂然,道人不复见,供器皆用金银,并无一存。郑氏知堕术士计中,叉畏禁中传说,谓其夜祭神,不敢诵言。盖此夕为奸诈者,尽散乐也。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磺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

  在宫廷中,人们对烟花表演亦是乐此不疲,据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御宴烟火》记载:

  穆陵初年,尝於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於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迳起。

  上面这个“地老鼠”,就是一种烟花名称。

  这至少表明,北宋时期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人们已经娴熟的掌握了它。

  结语

  北宋有一个木偶表演类节目,叫“药发傀儡”或“药发木偶”,甚至干脆简称火戏,其实和现在的烟花表演差不多,可见,宋代的烟花制造技术是何等先进。

  到了北宋中后期,火器种类进一步演进,发展出了火炮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火药鞭箭、火药火箭、霹雳火球、蒺藜炮、金汁炮等,甚至还有烟雾弹。

  这些火器虽然还属于初创阶段,杀伤力亦是有限,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冷兵器具有降维优势,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北宋军事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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