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疫情期间，城市也许并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

　　据国外媒体报道，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其实对健康颇为有益，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纽约在疫情爆发后初次封城时，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在推特上发文称：“纽约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毁灭性水平。人口密度必须停止增长，而且必须立即停止。纽约必须立即制定减少人口密度的方案。”

　　在此之后，对城市人口密度的担忧、以及对降低密度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据新闻报道，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空城”现象：为了躲避新冠病毒，不少居民纷纷从人口密集的市中心逃离，迁往郊区和乡村地区。今年五月由国际购物中心协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有27%的美国成年人正在考虑搬家。在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惊人的43%。

　　虽然有诸多论断称，新冠疫情印证了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危害，但近期研究的结果却恰恰相反。由世界银行在中国284座城市采集的数据显示，城市人口密度在新冠抗击战中的危害也许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每万人确诊人数远比人口密度低的城市少得多。

　　另外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全球36座主要城市中，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数）与新冠患病率或死亡率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另一项对美国913座大型市郡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较高的新冠感染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并且相较于人均空间大小，个人行为模式也许与感染的关系更大。

　　“我们发现，人们对人口密集场所的威胁越谨慎，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希玛·哈米迪指出。

　　哈米迪的研究显示，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往往更加谨慎，更倾向于服从社交隔离建议，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活动，尽可能待在家中。新加坡、香港、东京和首尔等人口密度超高的大都市的感染率的确相对较低，似乎可以证实这一发现。

　　虽然其中还涉及了其它变量（如亚洲国家戴口罩的比例更高、以及不同种族和少数民族受新冠的影响程度不同等等），但这项研究似乎可以支持“人口密度与感染率无关”这一理念。

　　“最关键的不是人口密度，而是人口密度得到了怎样的管理。” 世界银行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恢复力和土地全球主管萨迈赫·瓦巴指出。

　　瓦巴以曼哈顿和孟买为例。这两处地区的人口密度相差无几，但曼哈顿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孟买的四倍。

　　“在孟买，每个人可用于自我隔离的空间只有每个曼哈顿人的四分之一。”瓦巴指出，“尽管两地人口密度相当，但就因为建筑面积不同，孟买人的生活空间比曼哈顿拥挤得多。”

　　瓦巴解释道，关键在于怎样将一座过度拥挤的城市转化为“宜居程度的拥挤”。

　　“从我们对病毒传播的了解来看，拥挤的室内场所的感染风险更高，比如酒吧、肉类加工厂、工业仓库、养老院、监狱和游轮等等，但城市并不在其列。”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环境规划助理教授迪普提·阿德拉卡指出。

　　事实上，较高的人口密度对我们其实是有利的，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健康与环境益处。

　　一项研究发现，与布局较为分散的地区相比，布局较为紧凑、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的居民预期寿命或可多出两年半。例如，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却拥有全世界最长的居民预期寿命。

　　科学家认为，这主要与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关。“生活在高密度地区的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哈米迪指出，“较高的人口密度让我们不得不动起来，比如走路、骑车、跑步等等，开车的机会则比较少。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都与较为分散的地区布局有关。”

　　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也往往拥有更好的医疗、设施和专业服务，应急响应的速度也更快。事实上，有一项研究发现，空旷地区居民的车祸死亡率高达人口密集地区的三倍。

　　人口密集地区的肥胖率也更低。由牛津大学和香港大学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2座英国城市中，居民的肥胖率均比郊区居民要低，锻炼得也更为频繁。

　　这依然与城市居民动得更多、开车更少有关。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发展经济教授克里斯·韦伯斯特指出：“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共交通往往更为发达，而要乘坐公共交通，就难免要步行。”

　　从中受益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城市设计与精神健康中心主任蕾拉·麦凯指出：“频繁的步行与热闹的街道可以让人们进行更多的社交互动、减少孤独感。”

　　瓦巴也指出：“在工作机会、便利设施、宜居程度、文化和多样性等方面，没有哪里能与城市相比。”

　　哈米迪也热爱城市生活。自从搬到巴尔的摩市之后，他有了更多步行、骑车和跑步的机会，可以更方便地搭乘公共交通，并且只需五分钟便可走到超市、餐厅或咖啡馆。

　　不过，城市人口密度要想达到宜居水平、能够为这些福利提供支持，必须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进行认真规划、提前制定相关条款。否则拥堵、污染、犯罪和暴力行为等城市化的弊端很快便会失控。

　　“若当地政府不具备规划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城市就会无序发展，逐渐变得贫民窟化或空城化。”瓦巴指出，“假如没有良好的住房条件、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缺少规划、公共空间和便利设施，人口密度就会变成一种有害因素。”

　　收入水平也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造成重大影响。低收入人群更难以获得健康食品、以及使用公共或私人设施，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并且缺少带薪病假或健康保险。低收入家庭的住所也往往人满为患，更容易染上新冠肺炎之类的传染病。据一些研究报告，贫困社区的死亡率可达最富有社区的两倍以上。

　　在缺少个人空间的拥挤环境中，人们几乎不可能遵守社交隔离要求。例如，新加坡的整体新冠感染率虽然不高，但大多数都发生在人满为患的农民工宿舍中。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另一大不利因素便是住房价格。“城市中的税收、地税和房租一般都比较高，住房面积通常也比郊区要小。”哈米迪指出，“这些都是人们搬进城市之前会再三考虑的因素。”

　　伊娃·李是香港一名金融从业者，她并无离开城市的打算。“这里是我的家，”她说道，“我需要的一切都就在家门口。我可不想住在去哪儿都得开车的地方。”

　　事实上，伊娃甚至认为，此次疫情或许能带来一些更积极的变化。“香港有些地区的居住环境十分拥挤，人们不得不住在群居房中。”她指出，“我希望这些传染风险较大的区域可以得到更多关注。这些区域的不平等现象十分突出，并且如今更甚于从前，急需公共医疗设施。”

　　抛开利弊不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此次全球疫情的确让许多人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这对城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城市不太可能就此发生巨变，”韦伯斯特指出，“城市、经济发展、居民幸福指数、以及社会的文化丰富度都是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人们聚在一起，才能蓬勃发展、生生不息。城镇居民数量越多，文化、休闲、医疗等服务就越丰富、质量也越高。在这些方面，小镇生活终究无法和城市生活相比。”（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