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刷新多项历史认知

　　日前，备受关注的“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6个项目入选，分别是：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就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撰文指出：“这6个评选出的考古项目有的回答了重大的学术问题，有的改写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同时也给我们一新的启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贝壳。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海洋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2013年发现，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被看作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之后，在余姚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由于井头山遗址文化堆积的超大埋深和被海相沉积覆盖的低海拔埋藏环境，发掘之前由工程部门建了一个围护发掘区的钢结构基坑。就此，“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发布现场点评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程”。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员孙国平介绍，遗址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聚落遗迹，出土遗物按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大量动植物、矿物遗存，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海生贝壳；另一类是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器物，达400多件。

　　“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中国作为有着1.8万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海洋大国，海洋文化从哪里、在何时起源？之前为什么浙江、江苏、上海没有发现贝丘遗址？河姆渡文化来自于哪里？井头山遗址的发掘让这些问题有了一些相关答案。”孙国平说。

　　确实，从学术价值上看，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

　　孙国平表示，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研究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全新世早中期海平面上升过程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宝贵案例，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海洋文化考古、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重大突破。

　　就遗址的后续考古和保护利用，孙国平介绍说：“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田螺山、鲻山遗址一起已由余姚市和宁波市两级政府纳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和宁波市‘十四五’社会发展规划，也将会置于浙江省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等来开展核心遗址的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和综合利用。”

　　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块。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 

　　揭示商代晚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 

　　郭元咀遗址位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之台地上，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在郭元咀遗址的西北部进行了持续性发掘。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刚介绍，遗址发掘的商代遗存丰富，年代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其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表现出大量的地方文化因素，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块范浇铸3类冶金生产活动。结合遗址中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胡刚说。

　　经过实验室分析，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成分，与位于河南安阳的洹北商城等都邑出土的金属资源一致，遗址出土的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这初步揭示了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有密切关联。

　　另据胡刚介绍，带按窝的鼎足、鬲足的出土表明，郭元咀遗址与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铸铜原料或部分来源于鄂东、赣北等地的长江铜矿带，为揭示商代晚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郭元咀遗址在田野发掘的同时，综合开展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陶瓷考古等多项研究，在获取和分析考古材料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对重要的沙坑、炉址等铸铜遗迹进行整体提取，在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进一步揭示遗址冶铸活动的性质。“遗址的田野考古与科学分析工作紧密结合，重要的遗迹被搬迁至实验室清理，是冶金考古的成功实践。”胡刚说。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玉鱼。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 

　　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提供新资料 

　　姚河塬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该遗址从2017年5月发现后就持续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遗址面积约86万平方米。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强介绍，姚河塬遗址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内城的东部、东北部为高等级墓葬区，墓葬区南部为铸铜作坊区和制陶作坊区，中部为夯土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东南部为小型墓葬区。外城发现有房址、窑址、灰坑、窖穴、道路等遗迹，主要为当时的一些普通村落。遗址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勘探发现较多的大型储水池，有干渠与这些水池相接，其与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等关系密切，表现出该遗址人群非常重视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马强表示，姚河塬遗址有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及刻字的卜骨等，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

　　“其中，遗址出土有卜骨和卜甲两种，目前发现甲骨文150余字，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史实。从甲骨文内容来看，与戎人的战事频繁，以30人为一编制小队经常性巡视，并俘获5人，也印证了遗址具有军事属性的重要地位。”马强说。

　　相关专家表示，姚河塬西周遗址内发现的较多刘家文化类遗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等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这一研究课题的实施，将会拓展中国早期文明的综合研究，同时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与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村南的高台地上，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确认遗址现存面积约117万平方米，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的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土遗物丰富。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顾万发介绍，遗址的主要发现中，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曲度一致，时代相叠，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为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祀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祭祀区位于遗址东部G1环壕外侧，目前发现有9个陶罐组成的北斗九星式遗存，其东部有圆形黄色祭土台，西部有大、中、小3个瓮棺，南部有一个圆形祭祀坑，整个祭祀区周围有较多疑似地臼的遗存。”顾万发说。

　　据顾万发介绍，双槐树遗址东边为虎牢关，西边为黑石关，南边为嵩山，北边为黄河，周边分布有青台、汪沟、西山等诸多聚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聚落群。“特别是西山、点军台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有关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韩倗赋”。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 

　　实证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 

　　沿孔雀河北岸，在新疆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呈东西向分布着11座烽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其中之一。

　　2019年至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遗址修筑于一处9米多高的大型红柳沙堆上，立面呈梯形，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目前已清理房屋1座、木栅栏1处、踏步1处、灰堆5处。”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兴军说。

　　值得关注的是，灰堆中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涵盖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遗址共出土各类遗物1368件（组），其中包含珍贵的纸文书、木简861件。这批纸文书、木简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文书显示出各级军事机构正常运行，并通过“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对该地实施有效戍守管理。

　　据胡兴军介绍，在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天山南北交通要道修筑城堡、关隘、烽燧等军事交通设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即是唐代‘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之一。”

　　相关专家点评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们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对其认识只是冰山一角，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室内纸文书、木简的修复整理、解读研究，将会有更多内容呈现。”胡兴军说。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印章。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为研究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提供新材料 

　　“在公元4至7世纪初，占据青海的吐谷浑强盛，垄断了青海地区的交通和商贸，成为联系中国与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通的中心。以青海为中心，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青海道。”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报告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对入选项目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介绍，就从著名的青海道开始。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的热水墓群出土的大量文物，确实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据韩建华介绍，热水墓群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1982年考古发现并得名。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2018血渭一号墓是一座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

　　“印章的出土为墓主人身份的认定提供了重要信息，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印章释读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另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年轮测定，该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韩建华说。

　　相关专家表示，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构件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都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发掘出土的大量丝织物，其织造工艺和纹样具有多源性，证实都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

　　“2018血渭一号墓发掘为研究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热水墓群葬俗以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古代族群活动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新资料。”韩建华说。 （记者 赵晓霞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