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为什么难以产生编辑大师？

    在网上检索“编辑大师”这个词，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几乎只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电脑软件的名称，二是影视音频的内容。在翻阅有关资料的时候，倒是见到有人写的文章《中国呼唤世界级大师》。因此，讨论一下这个题目，还是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的。记得学术界也曾惊呼，当代为什么很难产生学术大师?无独有偶，当代出版界也很难产生

 

　什么是大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学问与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想，所谓编辑大师，是编辑过许多好作品甚至不朽作品，从而得到行业与社会高度认可的人，是怀抱文化理想不放，造福于知识阶层乃至全体人民的人。

　我们的行业曾经产生过编辑大师，外国的如珀金斯、康明斯等先不说，中国也有，像张元济、叶圣陶、巴金、邹韬奋、徐调孚等老一辈

　文坛“四大名编”（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的说法。编辑大师们人各有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

 

　1．胸怀崇高理想

 

　编辑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精神播火者。张元济当年怀抱“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理想进入业界。他在商务印书馆最初的杰作就是编写了当时最新的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种理想又让他扩大开来致力于引进西学，全面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茶花女》等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巴金也说，他做编辑工作是靠着一股子理想，“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编辑工作是一种典型的付出的岗位。

 

　2．心中无限敬业

 

　敬业是人的职业精神，也是支配人的职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做编辑出版工作尤其需要这种敬业精神。比如说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徐调孚，1931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毁于一旦，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从排字房抢出作者的原稿；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当时在开明书店的他又从炮火中抢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徐调孚并不认识端木蕻良，原稿救出后徐调孚还妥为保管，后请茅盾转交给作者。再比如说张元济，1948年，青年黄裳给素未谋面且84岁高龄的张元济写信，向他寻找马叙伦的《读书小记》，还请求把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古今小说》删去的字句补足。才过了一周，回信就到了，那本书也寄来了，信中说那是最后一本，是从福州调过来的。黄裳除了感激之外，不能不惊喜与惊异。惊喜于张元济真让秘书把那些删节的地方用小楷抄写后，一并邮寄过来；惊异于以商务印书馆那么庞大的机构，图书又多，张元济竟然能够敏捷自如地调度。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大师风范。

 

　3．手下卓越艺术

 

　出版史可以印证，许多名著浸透了

　段话对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和萨克斯•康明斯等几位外国编辑大师的编辑艺术作了介绍。他写道：无一例外，这些作者的书稿，编辑均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都需删改亵渎的语言和情节；菲茨杰拉德的《浪漫的自我》需要重写，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沃尔夫的《呵，失去的》要砍掉10万字，还应改书名；贝尔曼的剧本《邓尼根的女儿》得明确究竟是写谁的戏，以便克服主题过多的毛病；斯诺的《复始之旅》全书必须打乱重来；福克纳的《寓言》应该做到尽善尽美……当然，这两位编辑大师在完善作品时，都不是自行其是，他们或建议作者修改（有些是经过激烈的争吵终获作者同意），或与作者逐章、逐段、逐句共同进行修改、删节。他们的完善性编辑劳动，都获得作者的高度赞誉。如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这部长篇小说献给珀金斯时，“唯望全书或许在某些程度上没有辜负他的忠诚和献身、耐心和关照；作为一个无所畏惧和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将这些倾注于全书的各个部分，舍此，全书的哪一部分也是写不出来的”。作家埃里奥特感谢康明斯在编辑他的作品时所做的“令人吃惊的工作”，以至于说：“我觉得我应该把你的名字列为本书的合著者”，“因为删去错误的东两跟写进正确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福克纳则干脆写下遗嘱：“在我死后，在交付出版的我的一切文稿方面，我要萨克斯负有最终的权力。我的意思是指发表什么，怎样编排、删节、改正等等方面的权力。”这些编辑大师的杰出贡献，包括他们在完善作品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作家对他们的完全信赖。

 

　4．身后永恒业绩

 

　老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在文化与商务的结合上，是一个时代的高手。在胡适、林纾等人为“文白优劣”争辩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并未加一句评论，而是以出版了大量的白话文课本的实际行动，为争论画了一个句号。因此有人认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做到又赚钱又传播文化的两全上，哪怕是今天的商务印书馆，也无法与张元济时代的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在邹韬奋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发行量由2000份激增至4万份，1932年发行量更是高达15万多份，为当时全国期刊之冠。香港的文学史研究家司马长风认为，巴金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而实际上巴金的编辑事业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他的创作要大。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成熟的行业，都会有一些行走在前面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引领一个时代的行业方向。编辑大师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引领了他们所在时代的编辑方向，甚至于文化方向。他们的思想、行动和成就，激励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追随。

 

　老的编辑大师渐行渐远了，新的编辑大师还在人们的呼唤声中。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思考两个问题：编辑大师为什么很难产生?怎样才能产生?

 

　二、当代为什么难以产生编辑大师

 

　世间任何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可以寻找到许多的因由。当代编辑大师为何难以产生，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去分析：

 

　1．社会与行业的浮躁心态

 

　商业化社会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进入商业化社会一个到两个年代以后，至少也会产生四种负面倾向，而这些负面倾向必定会在精神层面影响到出版业。一是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浮躁，这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病，严重影响与扭曲文化人格的本来健康；二是功利主义盛行，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出版业一切向“钱”看的趋向潜移默化地上升；三是低俗与媚俗倾向在出版界风行，媚俗的写作与媚俗的编辑兴起，媚俗化倾向是我国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当低俗与媚俗成为一种时尚时，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四是社会需要快餐文化，读书遭遇危机，这使得行业内人士在想尽一切办法跟上时代的需要，对作品能够精雕细刻的作者与编辑越来越少了。在出版社，把经济放存首位考虑，许多出版社出下策将经济指标分解到个人。在经济这根指挥棒之下，人们围着金钱转，两眼只看钱，自然出不了好编辑，遑论大师。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和这个时代一样，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人的命运与那本《东方杂志》一样，不赚钱，就生存不下去。还有几个人有耐心去看康德的著作?人们可以忍受心灵的匮乏，却远远不会满足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

 

　2．能守住文化尊严的人不多了

 

　产生大师的文化土壤变了，商业力量对编辑的冲击和影响难以想象，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守住文化尊严的人不多了，有文化献身精神的人很稀罕了。曾经做过内地与香港三联书店老总的董秀玉说：“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这是我上任北京三联书店后不断在谈，并坚持实践的根本问题。”1993年初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下一个出版社来说，它的出版物，它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1994年，她在“总编辑新年献辞”中发表《留住尊严》，强调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必须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强实力去引领市场。完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严何尝不是品牌的基础。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会没有方向、不管不顾地乱出书?又有谁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随便卖?这是董女士在20世纪90年代的感慨，假若到了更加背离文化的当下，她又会作何感慨呢?是甚嚣尘上还是江河日下?可叹中国的编辑不再能孤灯独守，全心全意地做编辑工作了。

 

　3．职业意识缺乏，职业化程度不高

 

　编辑大师具有高度职业化的人格。当社会转型时，行业也必定转型，行业的成熟度也会受到影响。行业的成熟度在于职业化，而我们行业的职业化还不够。

 

　（1）职业意识不够

 

　职业意识既是一个人从事职业的现实敏感度，也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潜质与潜力，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修炼来的。一个人对于出版市场的敏锐判断，是职业意识的体现。出版行业需要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就是其职业生涯的灵魂。如今出版业有两个特征，一是进入一个大转型时期，体制上转型为企业，出版行为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了，这时更需要把编辑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提到重要位置。二是出版业已成为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行业了，心态浮躁，知识更新跟不上，不思进取，缺乏激情投入，成为行业的新迹象，作为一名职业编辑所需要的胆识、才学、职业敏感和超前的观念都有欠缺，如此等等，更需要提倡职业意识的强力复苏。

 

　（2）职业道德不够

 

　立业先立德。以《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颁布为标志，社会的出版职业道德体系初步形成。出版的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出版职业道德是对行业的要求，同时也是从业者个体的自律。是个体道德与行业道德的合一，是做一个称职的从业人员的基本条件，是立身之本，是兴业之基。既然是基本的，就是必须要做到的，这种对从业人员的道德约束，是素质底线而不是最高规范。但在出版职业道德方面却还有不少问题。缺少职业道德将使行业失范。目前职业道德失范的情况，在编、印、发的各个环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编辑人员在作者的书稿上加署自己的名字，有的发行人员吃回扣，有的印刷厂家唯利是图逐小利而舍大利，承印盗版图书．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有的还侵犯了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底线。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使缺德者沾光，守德者吃亏，诚信吃亏。出版业是通过自己的职业传播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行业，职业道德建设更不容忽视。也是编辑大师涌现的前提。

 

　（3）职业精神不够

 

　现在流行一句话：专业人做专业事。就是说各行各业要职业化。目前出版行业的主要症结之一是，职业化尤其是管理团队的职业化程度不高。上面说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都是职业化的要素。在此还要补充的是，职业化的重点，还包括两点：一是敬业精神；二是职业技能。有出版评论家指出：“今天的编辑不再具备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和下苦功的精神。”④

 

　由这三个不够造成了中国编辑的职业化不够。我想推荐大家读一篇短文，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老编辑所写，标题是《北总布胡同32号》（《光明日报》，2007-04-07），这篇千字文把这个地址上的一家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社写得很传神很到位，若没有对于职业与岗位的热爱是写不出来的。假定我们做编辑的都能把自己所在的出版社，写出点子丑寅卯来，从中肯定能产生一批好的编辑。

 

　名编辑的现状与我们事业发展的需求差距很大，我们的编辑的学识水平与社会知名度都需要大的提高，要加强职业培训，用一位有关部委领导的话说，这是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队伍建设的重点。

 

　三、探索与创新编辑工作，为大师产生创造条件

 

　我们正在进行出版业的转企改制，这种条件下编辑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企业运作与市场运作。我常常在想两个问题，一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能产生一大批好的出版物吗?要知道编辑大师是编辑出一批好作品的人，这点永远不会变；二是编辑大师不可求，退而求其次，培养、成长一批好的编辑总是有可能的吧。编辑大师是行业金字塔的塔尖，需要很长时间的孕育，好的编辑将成为编辑大师产生的基础与行业的中坚力量。

 

　我们需要好编辑，这是业内关心的。我曾经做过三个演讲：给大学生讲《编辑是什么》，给业内人士讲《我们缺少什么样的

 

　编辑大师，我还有这么几个观点：

 

　1．好的编辑是一种职业人，比起大多数其他编辑，他们多一点市场眼光，多一点文化情结

 

　我说的文化情结很重要，有三个意思：一是爱书人与读书人；二是文化本色与对于文化的执著；三是人文素质与人文情怀。围绕这一点，可以引申，他首先具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同时具有不计得失的胸怀，还有甘做嫁衣的职业精神。

 

　2．编辑开始做起
 

　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期待更多的名编》，就表达了一种职业期盼。好的编辑是森林，编辑大师是森林中的参天古木。必须有森林，然后才有古木；必须有好编辑

 

　有的人说并不是，编辑，每个人都是有潜质和潜力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与修养。

 

　3．好编辑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成长起来的

 

　编辑大师不是平地冒出来的，需要必要的条件。领导者的责任是创造好的环境，一要有爱才之心与容才之量，容才的肚量尤其重要；二是在人才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需要瞌睡的时候送去枕头。

 

　4．好编辑的衡量标准，永远都是编辑出好的作品

 

　人们把珀金斯、康明斯等称为“天才的

 

　我们呼唤编辑大师，我们首先呼唤怀抱文化理想的好编辑。这是我们行业的人力资源支撑。我曾多次提到，出版人的文化责任之一是要做全民文化先锋，如果说这对出版业全部从业人员是过高的要求，至少好十年以后，必定有编辑大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