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知衰老和死亡?尊严死是什么?

关于衰老和死亡，这个话题事关我们每个人人生体验与幸福的话题，随着医学的进步，人均寿命逐渐延长，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均寿命就到了60多岁。到今天，绝大多数人会活足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死于老年，下面为什么网小编来谈谈怎么认知衰老和死亡。

怎么认知衰老和死亡?尊严死是什么?

这个话题事关我们每个人人生体验与幸福的话题。

前些天，79岁的知名作家琼瑶突然公开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信，交代了她的身后事——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绝不抢救，各种急救措施都不需要，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就好。无独有偶，3月18日，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66岁的罗点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也立下了希望“尊严死”的“生前预嘱”。

能多活一些日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她们会拒绝各种急救措施呢?“尊严死”又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特别的书，《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出生于医生世家，还是《时代周刊》评选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但在我看来，葛文德的思考和讲述，远比常识震撼。尤其是他对死亡以及临终关怀的理解，更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我们误解了衰老和死亡

从出生那刻起，每个人都在不断老去。这是无人可以摆脱的命运。然而，“衰老”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多长时间。比如，在美国，1790年时，65岁以上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2%。20世纪初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过50岁。平均寿命短就意味着，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与健康相伴，愉快地生活，直到某一天，被疟疾或心脏病之类的突发疾病袭击，撒手人寰。

不过，随着医学的进步，人均寿命逐渐延长，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均寿命就到了60多岁。到今天，绝大多数人会活足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死于老年。葛文德说，不管你采用了什么办法想留住青春，衰老都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从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逐年下降，人们跑步的长度和速度都赶不上过去;

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50岁开始，骨头以每年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

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之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

80岁时，我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

到85岁，40%的人都患有教科书所定义的老年失智(痴呆症)。

老年是一系列的丧失。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形容：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谋杀。

然而，由于“老年”对人类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新鲜的情况，以致于人们看待这一生命下行阶段时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我们需要帮助的阶段往往很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缺陷，而不是新出现的、预料之中的事态。我们经常炫耀某个97岁的老人跑马拉松的故事，仿佛类似事例不是生物学上的奇迹，而是对所有人的合理期待。而正因为我们没能很好地接纳衰老，也就没有正确地理解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在很多人印象里，医院是起死回生的地方，有人死在医院会被说成是“救治失败”——就好像救治必须成功，死亡都不该发生一样。

“书米”们不妨回忆一下，在医院里，有一种情景是不是每天都在大量发生：身患绝症的病人或重病缠身的老人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房，戴着呼吸机，靠各种管子输入维持生命的营养液，他早已意识模糊，不能说话。为了“抢救”，他可能还会接受多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急救措施，直到再没有任何办法能找回他的生命体征……可能有人要说，人还没死，就该尽一切努力延长他的生命，这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妥吗?生命当然要努力挽救。但在某些情况下，你的这种坚定信念可能就会动摇了。

痛苦的两难抉择

一位朋友和我讲了一个他所亲历的故事。2012年，这位朋友38岁的姑父确诊得了骨癌(恶性肿瘤)，而且是晚期。在经一月有余的初期治疗后，姑父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医院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

方案一：截掉整个下肢后进行放疗。这样做可以适当延长姑父的寿命，但过程很痛苦，放疗后的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

方案二：不截肢，进行普通保守治疗。这样的话，预估姑父只剩半年的生命期，癌细胞将迅速扩散，直至吞噬生命。

面对这两个方案，家族内部发生了巨大分歧：

朋友的姑父要求放弃治疗，他无法忍受失去整个下肢带来的生理、心理痛苦;

家人却希望截肢，多活一天是一天，这既有积极救治带来的心理安慰，也有不忍亲人就这么离世的心结。

我相信，不少“书米”也都遇到过类似的两难境地——

明知结局是“死亡”，是使用各种医疗手段，哪怕痛苦万分，也要尽一切可能延长患病亲友的生命时长?

OR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手，牺牲一些生命的长度，让病人带着尽可能少的痛苦离开?

很多人认为，选择继续积极救治、延长生命是正确的选择。但在《最好的告别》中，葛文德却为我们描述了这种选择不那么“积极”的一面——

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还有多少时日时，当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时间比当下拥有的时间多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冲动都是战斗，于是，死的时候，血管里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肉里还有新的缝线。

我们根本是在缩短、恶化余下的时间，可是这个事实好像并没引起什么注意。我们想象自己可以等待，直到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无计可施。

但是很少有医生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们可以给病人功效未知的有毒药品，手术摘除部分肿瘤，如果病人不能吃东西，就给他植入饲管，总会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这些选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急切地想要做这样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经常根本就没做选择。我们依靠默认项，而默认项是：采取措施。治疗点儿什么!有解决办法吗?

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

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不治之症而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完全是一种错误。

你躺在那里，戴着呼吸机，每一个器官都已停止运转，你的心智摇摆于谵妄之间，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可能生前都无法离开这个暂借的、灯火通明的地方。大限到来之时，你没有机会说“再见”“别难过”“我很抱歉”或者“我爱你”。

最终，因为我那位朋友的姑父态度坚定，拒绝截肢，家人也只能听从他的愿望。临终前一个月，他提出要回到乡下老家，不想在冰冷的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那几天，他虽然已很虚弱，但仍把诸多后事做了清晰交代。2013年新年前一周，他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怎样才是最好的告别?

请别误会，这位朋友的姑父按自己的意愿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书单君并不是在鼓励大家让重病亲友放弃治疗。

某些情况下，因为不治之症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是错误，但干脆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一定可取。

葛文德认为，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善终服务”或“姑息治疗”。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

普通医疗的目标是延长生命。为了有机会获得未来时间，现在，我们要牺牲你的生存质量——通过手术、化疗、把你送到监护室。

而善终服务是让护士、医生、牧师以及社工帮助致命疾病患者在当下享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很像疗养院改革者们安排员工帮助严重失能者的方式。对于绝症，这意味着致力的目标是解除疼痛和不舒服，或者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或者偶尔能和家人外出——而不是关注生命的长短。

不是盲目地抢救、使用各种维持生命的措施，也不是彻底放手，而是帮助病人尽可能减轻痛苦，满足他们的意愿，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做好自己的角色：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

很多患者可能明白自己患了绝症，但不一定承认自己行将死去。一位善终服务护士说：“我觉得进入善终服务阶段的人，只有1/4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没有哪个病人愿意让家人痛苦。作者葛文德的同事，姑息护理专家苏珊·布洛克就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所爱的人的希望，2/3的病人宁愿放弃他们不想做的治疗。

所以，采取姑息治疗前，通常病患和家属会有一次家庭会议。而这次会议谈话的技术难度，其实不亚于做一次手术。

苏珊·布洛克本人就亲历过这样的时刻。

十多年前，苏珊70多岁的父亲因颈部脊髓处长了一个包块而住院。医生告诉她，切除包块的手术有20%的概率会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但是，如果不做手术，瘫痪概率是100%。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苏珊和父亲聊起了朋友和家人，他们都尽量不去想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苏珊离开医院回家睡觉。走到半路，她突然意识到：“天呐，我还不了解他真正的愿望呢!”

即使身为临终讨论专家，跟父亲进行这样的谈话，同样让苏珊心里难受，但是，她必须逐一讨论那些必须面对的问题。

她问父亲：“为了博取活下来的机会，我想知道你愿意承受多少，以及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

父亲告诉她：“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听到这句话时，苏珊震惊了。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教授，她回忆说：“在我有意识的记忆中，他从来不看足球比赛。他描绘的整个画面，怎么说呢，不是我认为我认识的那个人。”

但是，结果证明这个谈话至关重要，因为手术后，父亲的脊髓发生出血。

外科医生告诉她，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们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出血已经让他近于瘫痪，他会严重残废好多个月，而且很可能永远残废。她希望怎么办?

“我有三分钟的时间做决定。我意识到，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她问医生，如果她父亲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比赛。可以，他们说。于是，她同意让他们再给他做一次手术。

“如果我没跟他做那次谈话，”她告诉我，“那一刻，我的直觉会是让他走，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但是，之后我会痛打我自己，会不停质疑自己是不是让他走得太早。”或者，她可能会同意让他做手术，却发现他得面对一年“非常恐怖的康复治疗”和残疾(这是常有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内疚，我会觉得是我让他遭受的这些痛苦，”她说，“但当时我不需要做什么决定。”他已经决定了。

葛文德建议，在化疗无效、面临高风险手术、在家也需吸氧、肝脏衰竭持续恶化以及不能自行穿衣等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苏珊同他父亲进行的那种谈话，以便考虑清楚什么时候从为时间而战转向争取人们珍视的其他事物——同家人在一起、旅行，或者享受巧克力冰激凌。

善终服务不同于标准医疗，它的本意是在抵达生命终点前，让病人有尊严、维持较高质量的生活。但让人意外的是，它还展现了一些惊人的疗效——有研究跟踪了4493位晚期癌症和心脏病患者，结果发现，他们是否参加善终服务，在存活时间上没有差异，而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少则数周，多则数月的存活时间。

这其中的教训似乎很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活得更长。

生命是一个故事

心理学里有一个神奇的“峰终定律”——在一段体验中，人的记忆几乎把全部的判断权重放在两个地方：一是最好或最糟的时刻，另一个则是最后的时刻。

比如，对于一个病人，即便他刚刚遭受了半个多小时的高水平疼痛，但只要医疗过程结束时有那么几分钟不痛，他对总体疼痛的评价就会戏剧性降低。

再比如，一部开场精彩的电影，如果结尾出现败笔，我们就会觉得糟糕的结尾毁了整部电影。

来自： 书单

本文由书单君原创编写。引用文字来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最好的告别》一书，作者阿图·葛文德，由湛庐文化授权使用。欢迎转发到朋友圈，其他媒体及公众号转载，请务必取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