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电影评价 为什么西南联大是了不起的大学
纪录片《九零后》的主角们年岁都是90+，但这却是一部真正关于年轻人、关于青春的电影。
该片由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九零后”昔日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向观众亲口讲述有关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回首在母校难忘的求学时光。
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群星闪耀的气象渐成，而身处其中的人尚且浑然不知。一个个如今已是暮年却仍然眼神光彩熠熠的“中国骄傲”讲述他们一生中激昂而迷茫的求学时光，令人激荡而神往。影片把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爱国、科学、民主的抱负，自强不息的成长经历，通过电影屏幕呈现给当下观众。
《九零后》将于5月29日在全国影院上映。5月10日，该片出品方大象点映在上海影城发起一场首映礼。再前一晚，导演徐蓓在上海图书馆和读者们分享了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往事，和自己身为这段历史研究者的所思所悟。
为什么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时期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这三所大学躲避战乱、辗转到云南昆明，延续文脉。
这所大学存续8年，却影响中国长达80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而这座 “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如何拔地而起，导演徐蓓试图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回答或部分回答”这一问题。
2016年，徐蓓接到新闻电影厂的一个电话，听到对方请她拍摄关于西南联大选题的纪录片，“有一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但她没敢立刻应承下来，“因为选题一方面是那么的好，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太沉重了。”
那么多的大师那么厚重的一段历史，如何去呈现？徐蓓梳理出对这个选题的认知框架，才郑重接下这个沉甸甸的任务。
徐蓓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2018年她完成了纪录片《西南联大》，一共5集，每集52分钟，分别为《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讲述了西南联大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历史故事，展现和解读这所大学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和精神力量。豆瓣评分高达9.4。
在拍摄纪录片的采访过程中，徐蓓发现，不管被采访者的年龄多大，都能对自己的老师校园同学记忆犹新，“这一定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而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创作者，徐蓓在这个过程里，试图去回答“为什么”。
“当时的中国大学起点非常的高，大学这个制度在我们之前的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的，面对当时完全的一张白纸的情况，怎么办大学呢？很好办，我们照着学就行了。所以当时中国开办的大学从一开始它就是国际化的，它的起点非常高。”
徐蓓列举了当时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强强联合”，“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精神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基，同时他们在青壮年的时期，他们在西方学习了很先进的教育体系科研方法，所以这批人回到中国来做教育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福气。”
而同时，当时的学生的水平也是极高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可以说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学生。“当时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文盲，所以能够考上大学的，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博士的水平，可能还要高一些，当时的人又特别的早熟。你把三个学校的学生放在一起，出人才的几率客观上要大得多。”
同时，徐蓓希望在片中强调的是，西南联大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要小看了一个历史的背景，对于一代的人才产生的作用。在《九零后》的纪录电影里我非常强调突如其来的战争，对当时的学生和老师他们生活的一个彻底的改变。我觉得那种国破家亡的危急的时刻，战争给予了他们一个极大的压力。”
西南联大选址昆明也是这所大学能够获得得天独厚优势的原因之一。“从北平到昆明，迢迢长路，是非常遥远的过程。可是昆明跟滇越铁路接轨，多多少少的还是可以跟国际有相对通畅的联系。同时，云南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独立王国’的状态，而学术是需要这份空间的。”
活生生的年轻人，每一个都闪闪发光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虽然10年来一直在做与抗战相关的历史选题，但作为一个和平年代长大的人，徐蓓自认并不能真正理解战争对那一代人意味着什么，“直到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突然明白那一刻就是我们身处在历史当中，几十年以后，新冠这段历史成了书上的一段文字，而每一个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将这些耀眼的人物放置于特殊的历史之中，去感受人物的彷徨和选择，使得《九零后》这部电影尤为生动。
“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青年他依旧是青年，当时的青年对前途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惶恐。”徐蓓分享了当时一位参加步行团迁往云南的学生的日记，里面这样记述——“我们的当局给我们说，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为了未来的复兴，但是张志忠将军说，你们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对国家一点用处没有，应该放下书本。大公报说应当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中央日报又说欧洲战时各国都以能上到最后一课为光荣。蒋梦麟校长说，到云南去继续求学，但是一位叫高崇熙的教授说，你们还来上课干吗？无论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都是矛盾。矛盾矛盾。”
作为《西南联大》的电影版，《九零后》更聚焦于活着的人。比起《西南联大》更偏影像文献式的记录，《九零后》的最大篇幅来自于一手的采访素材，16位跨越一个世纪的老人真真切切的回忆里，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丰功伟绩或是一些名人名言式的鸡汤金句，许多话语平易得让观众会心笑出声来。
比如关于大一的通史教育，十几位国学大师轮流每人讲两个星期，杨振宁说，“这样的方式不好，不够系统。”而镜头一切。翻译家许渊冲就斩钉截铁地说，“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国文课！”又比如许渊冲调侃另一位翻译家同学巫宁坤说，“他英语挺好，法文不行，才考70多，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一考就是99。”还有同学揭短汪曾祺替学弟考试，写出来的文章被老师表扬“比汪曾祺写得还好”的轶事。除了学习，也有属于青涩年代里，关于男女同学间懵懂而炽烈的爱情萌生的讲述。
那是真正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在上图讲座的现场，还分享了闻一多在途中给妻子的一封信，信中他有对同行者的吐槽，也有俏皮地调侃和自恋，徐蓓说，“任何一个人当他能够为民主去献身的时候，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甚至他的小毛病。我特别喜欢他这一篇日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立刻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包括梅、蒋、张三位校长的关系，在当时的时期也是微妙的，可又是那样的一种无私的大局观，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同行相轻”，共同铸就了这8年的辉煌奇迹。
“蒋梦麟曾经给他的好朋友胡适等人写了一封信，说设立西南联大的想法，把他给害苦了，说‘发狠的时候恨不得把你们三个人一棍打死’，他苦恼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无论怎样，中间有多么大的分歧，矛盾，包括经费上的分配这些种种的矛盾，三个学校联合了，它几乎成了当时的一个象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这样结合在一起。有教授说这才是西南联大真正重要的一个精神。”
他们值得一场不发弹幕不加倍速观看的仪式感
这样的鲜活，一直延续到80年后。徐蓓记得，自己重新去走访这些“历史里的人”时，谈起今时往日，这些“90后”们眼里依然有光。
导演徐蓓在2019年开始策划电影《九零后》时，她说自己一度“野心勃勃，从影像声音各方面，有很多美好设想，想要把他们讲述的生活以电影方式再拍一遍”，但再次探访，一些老人离开，一些在医院神智也不如之前清醒。“策划一圈后回到纪录片的原点，我意识到很多老人是把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采访给了我们。当最后16份授权书拿到手，我觉得自己的责任无比重。”徐蓓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在采访当天，因为太激动记错了采访时间，凌晨就起来坐等好几个小时。《人类的故事》的译者刘缘子在接受采访之前，让女儿递来口红郑重其事擦上才开始讲述。《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一个小小随身听，听着英文歌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徐蓓从她的耳机里听到传来的歌声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之后满眼泪光。那时她当即决定了，这就是电影《九零后》的英文名。
影片的结尾，是这些老人们都依然清晰而坚定地报出自己的学号，短短几个数字，是他们一生华彩篇章的开始。这样的设计，是徐蓓在构思梳理出整个纪录片框架时就想好的，“落点不要宏大叙事，就是要让他们回到学生状态。”
徐蓓说，对于这些老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不管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或者只是一年的，这段历史对他们的影响绝对是终身的。那种浸润让这帮学子身上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另外就是他们眼神当中的那种光彩，其实很多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非常不堪的经历。但是你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颗赤子之心。”
正是这份赤子之心，让徐蓓坚定了一定要为他们做一部电影的决心，“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做了一套纪录片以后，还要来把他们电影化，让大家走进电影院，以一种很多人齐聚在一起的方式，在黑暗中凝视，没有弹幕，也不会以两倍的速度快进，就静静地看他们的故事。这样一批人，他们值得有这样一个仪式感。”徐蓓说。
首映礼现场，有观众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称很少有电影在观看后能够给人以“洗礼”的感觉，同时也对自身身为青年的处境有了更多的思考。对此，导演徐蓓也表示，拍摄这段历史，让她更多地“反省我自己”。“这是一片丰沃的土壤，在这几年的经历中，我感觉在这片土壤里长出了新的我。年轻的一代是千万个个体组成的，我们并不寄望这个电影能够影响一代人，但希望每一个个体在电影里吸取到力量。”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